劉雲龍：被遺忘的辛亥革命家楊衢雲與謝贊泰

楊衢雲 1861 年生於廣東東莞，祖籍福建海澄（今廈門），名合吉，字肇春，別號衢雲。年幼即隨父到香港，在聖保羅書院接受教育。十四歲在香港進入船廠學習機械， 因意外失去右手三指，於是改習英文。畢業後任教師，之後曾任職招商局及沙宣洋行。興中會 1895 年在廣州的首次起義，以及 1900 年在廣東惠州的第二次起義，均由楊衢雲和孫中山合作策動。

1890 年於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孫中山 1895 年自檀香山 返港，經好友尢列等介紹，與楊衢雲和文社成員一拍即合，在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乾亨行」共組興中會總部，並推選楊衢雲為會長，負責策劃廣州起義。1901 年被清廷派人刺殺於香港中環結志街52號2樓寓所。由於其親友擔心清廷滋擾，故楊的墓碑沒有名字，只有編號 6348。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香港被國共或主流論述「掩埋」的革命人物，也逐漸曝光，包括在 1890 年成立香港首個革命團體輔仁文社的楊衢雲和謝贊泰。楊衢雲後在香港中環被清廷暗殺，由於親友害怕被滋擾，墓碑只有編號而無名字。如今在楊、謝家族後人及作家吳萱人等奔走下，港府當局才宣布會在楊的墓旁立牌，以慰烈士之靈。港產片《十月圍城》張學友飾演的楊衢雲角色，也引起共鳴。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兩岸三地眾多紀念活動均環繞孫中山這位標誌性人物作為主題，但近年在熱心人士的推動下，一些曾被國共官方歷史或學院主流論述「掩埋」的革命人物事跡，也逐漸為人知悉，其中香港人楊衢雲、謝贊泰（亦作謝纘泰），以及他們成立的輔仁文社在革命早期扮演的重要角色，近年亦漸為人們重視，香港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得以藉著這段歷史的撥雲破霧而重新演繹。

今天香港跑馬地墳場的古老墳墓當中，屹立着一座只有編號「六三四八」的無名墓碑，這座百年墓碑以天圓地方概念設計，四邊刻有青天白日圖案，柱頂給削去一角，寓意墓中人楊衢雲死於非命。楊死後，親友擔心清廷繼續滋擾迫害，沒有在墓碑刻上名字；民國時期，楊的革命同志和親屬多次要求民國政府將楊遷葬黃花崗烈士陵區，但一直未能成事。香港回歸後十多年來，作家吳萱人與楊衢雲的堂姪楊興安等一再致函特首、古物古蹟辦事處和區議會，爭取在墓側立牌介紹楊生平，亦沒有下文。零四年古蹟辦曾向媒體表示會在翌年建牌，但又不了了之，直至今年春，古蹟辦才正式宣布在墓旁立牌，並計劃在六月完成。

吳萱人對亞洲週刊説：「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古蹟辦無法再拖了，這是香港唾手可得的革命遺跡，有關當局實在沒有理由迴避。」去年電影《十月圍城》以張學友飾演的楊衢雲被槍殺作為故事序幕，吳萱人認為這電影對於港人認識這位港產革命烈士，發揮了很大作用。

多少年來國民黨的官方論述，甚至大陸一些學者所著的近代史書，都以一八九四年由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為中國最早的革命團體。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國民黨便將秋瑾、陸皓東等人作為革命烈士的典型，不但常出現在史書中，也是歷史教科書常見教材，一九四一年國民黨黨史黨料編纂委員會出版的革命先烈傳記，便有秋瑾、陸皓東、史堅如等人，而沒有楊衢雲等早期的革命領袖。馬英九最近接見革命烈士後人，也以秋瑾、陸皓東遺族為主，楊衢雲家族後人便從來沒有如此禮遇。

不過，已故歷史學者唐德剛在他的著作《晚清七十年》卻指出：「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原因是楊衢雲、謝贊泰與志同道合者於一八九零年在香港創立的輔仁文社，曾是早期革命的主要力量。孫中山一八九五年自檀香山返港，經好友尢列等介紹，與楊衢雲和文社成員一拍即合，在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乾亨行」共組興中會總部，並推選楊衢雲為總辦或伯理璽天德（President，會長音譯）。唐德剛說：「事實上（香港興中會）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

興中會一八九五年在廣州的首次起義，以及一九零零年在廣東惠州的第二次起義，均由楊、孫合作策動，兩次革命慘敗收場，陸篏東、史堅如等先後被清廷捕殺。第二次革命更為楊衢雲埋下被刺殺的伏線，當時史堅如炸巡撫署失敗，兩廣總督德壽從史的供詞得知是楊衢雲指使，恨之入骨。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傍晚，楊在港島結志街五十二號寓所二樓前室，被德壽僱來的兇徒開槍射殺，時年四十歲。惠州起義，世人皆知史堅如，卻鮮少知道有楊衢雲犧牲的事。

楊衢雲差點湮沒於「主流」歷史中，與興中會／國民黨內的「孫派」人馬對他有意無意的貶抑不無關係。楊衢雲的堂弟楊拔凡在一九五五年寫成《楊衢雲家傳》，但認為時機不宜，到逝世還沒有出版，直至十年前楊衢雲百年祭前夕，楊拔凡兒子楊興安才將其父的手稿整理出版（最近修訂再版），楊衢雲與清末革命的關係才有較清晰輪廓。家傳中不少內容是楊衢雲長女楊錦霞曾耳聞目睹的事，所以史料價值很高。

楊興安向亞洲週刊表示，他相信孫中山與楊衢雲之間並無不和，矛盾主要來自他們的戰友和副手。他説孫、楊關係可從幾件事情看到：首先是廣州起義失敗後，孫流亡日本，楊則輾轉逃亡到南非，後來又到了橫濱與孫會合，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某天，身懷六甲的楊夫人潘氏忽然臨盆，楊情急下請做醫生的孫幫忙，孫說潘氏是嫂子，他不便接生，但會從旁協助，後來楊在孫的指導下親手接生女兒。楊被殺後，孫在日本聞訊，立即向黨友廣發悼文，替楊的家人籌款。革命成功後，孫從歐洲返國，路經香港時曾與楊衢雲胞姐及次女楊麗霞會面，噓寒問暖，未忘舊友。

國民黨的「造神」運動，要將孫中山描繪成由始至終都是最高革命領袖，楊衢雲在革命早期曾是興中會會長，便難逃被「貶」命運。《家傳》中多次暗示孫的好友陳少白是影響歷史論述的主要人物，而楊的戰友謝贊泰則對孫中山等人並無好感。據《家傳》所載，民國十七八年間，廣州革命紀念委員會招人報告革命史蹟，謝贊泰遂具函列舉楊衢雲事蹟，並請將楊遺骸移葬，但不獲回覆，不久後，廣州黨報作者鄧慕韓「以黨人傳記體式，對衢雲加以誣謗指摘，謂嘗聞陳少白言，廣州首義，衢雲遽通告延期糺天舉事致事敗。又云衢雲被刺，乃初答應清吏，允任道台，受巨款，及後又復反前言，致為清吏懷恨所致，且少白當時曾接孫中山先生函，中有慎防三指（楊少年時意外斷了三根手指）之話」。

替國民黨寫黨史的馮自由更指當初楊當選興中會會長，是因為「謝纘泰等復擁護之，總理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謙退，衢雲由是當選」。據蔣介石前妻陳潔如在回憶錄中記述，蔣介石曾不惜以巨款欲收購一張楊、孫與日本友人的合照，照片中楊坐在前排，孫則「以楊的秘書身分」站在後方。蔣介石說：不計任何代價都要取得該照片及其底片盡早銷毀，「如果給人看見我們堂堂中華民國的國父竟居於隨從的地位，那才真叫人難堪」。

楊興安指出，楊衢雲生前要靠教授英語維生，死後妻子兒女生活拮据，根本不可能收受了清吏巨款，可見很多指控都難以成立。他說在當時政治氛圍下，「革命後人不敢講（真相），只有國民黨講，但又沒有證據可以反駁，只能任官方史筆說去，連我父親也講明，他死後才可以出版『家傳』」。然而今天，唯孫獨尊的意識仍深植政界和文化界人腦中，每有人談及楊衢雲在革命早期的領導地位，都難免招來抨擊，以為他們要挑戰孫中山的歷史地位。

最近港府要將位於中環百子里的輔仁文社原址闢做公園，作為「孫中山史蹟徑」一部分，並取名為百子里公園，吳萱人則積極向當局爭取改名為輔仁文社或楊衢雲紀念公園。中西區區議會在五月五日就公園名稱討論及表決，最終以十票比五票仍維持百子里公園的原議。支持原議的議員認為:「這公園在革命歷史上有多方面的背景，用輔仁文社或其他名稱都未必可以帶出這公園的價值。」吳萱人表示，在爭取過程中，發現這麼簡單的事情也可以變得很複雜：「在香港這麼一個小地方，區議會內也有很多不同的政治角力，百年前的歷史事務，都可以抬出很多不是理由的理由，例如有人認為將百子里改為楊衢雲紀念園，會對孫中山不敬，捧楊便等於貶孫。」

吳萱人説：「孫中山的歷史地位無可置疑，不會因為楊衢雲的名聲而被取代的。其實楊與孫是革命手足，分別在於一個英年早逝，一個則完成了建立民國的部分使命。孫死時五十九歲，在中國人來說是高壽，死後有輝煌的南京中山陵，楊死後只有石頭，一根柱，連名字都沒有！」

創立輔仁文社的楊衢雲、謝贊泰，兩家後人即使在民國年代，也一直背負著革命的十字架，在「正統」的歷史論述下和國民黨的威權下，噤若寒蟬，直至近年他們的後人才敢於向媒體發聲，為祖輩的革命事蹟「平反」。

楊興安說，楊衢雲被刺殺後，家屬很淒涼，既家貧亦承受政治壓力，連一張家庭照片都沒有留下。楊夫人潘氏和兒子在民國初年便相繼病逝，長女楊錦霞嫁到廣州李家為媳，中共建政後大饑荒，楊興安父親曾接濟過他們，但文革期間失去聯絡。次女麗霞嫁給澳門周家，她兒子後來在香港新界做花農，楊興安記得小時候曾見過他，當時已屆中年，後來也失去聯絡。

孫中山接生楊衢雲女兒

由孫中山「間接接生」的季女楊秀霞身世最傳奇。上世紀四十年代，震華法師著書記述當時比丘尼的貢獻，將「青根斬斷出虞羅」的楊秀霞生平記載於其《續比丘尼傳卷六》中，法號觀願的楊秀霞事蹟，才不致在人間湮沒。

楊秀霞幼年在香港庇理羅士女書院肄業，但常因病曠課，父親被刺後，因家境蕭條輟學，後來轉投實踐女校修業，校長以她是革命遺屬，免納學金。據震華法師描述，楊秀霞「識解卓絕，秀出常人，每念生父以身殉國，未成碩果，輒為之嗚咽不置，默以木蘭、雲英自期許」。十九歲時母、兄相繼逝世，楊秀霞「煢形踽步，不勝淒涼之感」，「及閱佛教典籍，言理精辟，且有『一子出家，九族超生』之說，心懷嚮往」。她以三年時間，歷訪諸方名宿，請求法要，解悟日深，民國十一年決志出家，在心安寺剃度，法號觀願，其後她曾參訪弘一大師等名宿，回港在香港佛學會任通俗演講，兼義學教授，並仿弘一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為比丘尼編制《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中日戰爭爆發後，觀願回心安寺任監院，「數年之間，青陽士女，歸信甚多，謂其不但以學識見長，其行苦精修，尤為一般尼眾所不可企及云」。

謝家方面，楊衢雲被刺殺後，謝贊泰、贊業兄弟與洪全福（前太平天國瑛王）、容閎（中國首位留美學生）、李紀堂（香港富商、早期興中會主要財力來源），在一九零三年策劃了一次名為「大明順天國之役」的革命，目的除推翻滿清外，也不無為楊衢雲復仇意味，但這次革命亦以失敗告終，由於策劃者和參與者主要屬興中會的「楊派」及太平天國「餘黨」，與「孫派」無關，所以後來國民黨黨史列舉的「十次起義」，均將這次革命排除。

謝贊泰

謝贊泰，又稱謝纘泰，1872年生於澳洲悉尼，祖籍廣東開平。1887年隨家人到香港，就讀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的前身］。畢業後於香港政府工務局内任文員接近十年，又曾為洋行買辦、經理。謝贊泰多才多藝，他是1890年在香港成立的首個革命組織輔仁文社的發起人之一，後加入興中會。他也是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的創辦人之一；同時又是中國第一位飛船設計者，曾設計及製造「中國號」飛船試飛成功。1924年以英文寫成《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一書，書中對孫中山頗多批評。他曾針對列強瓜分中國，繪「時局全圖」，被視為中國政治漫畫的先驅。1938年4月4日病逝於香港。雖然他在早期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國民黨的歷史紀錄幾乎沒有他的存在。

弟弟謝贊業在「大明順天國之役」失敗後去了南非。謝贊業的孫女謝愛明説，謝贊業在南非看見大量被騙到當地的華工，感到很震撼，他後來寫成遊歷南非洲記，爭取華工權益，這封給清廷的信件今天仍存放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

謝家遠離政治

民國成立後，謝贊業與洋商合營輪船公司，一九三三年一月謝贊業在上海獲國民黨當局邀宴，回家後便啞了，送院三天後肝膽爆裂去世。家人懷疑事件與當時上海一份英文雜誌轉載贊泰所著秘史和贊業照片，以及嚴詞批評國民黨當局有關，從此更如驚弓之鳥。謝愛明説：「家裏有條不成文規定：什麼黨派都不入，遠離政治。」

謝贊泰家族後人、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退休教授謝愛明多年來積極搜集祖輩的歷史資料，她向亞洲週刊表示：謝、楊兩家都是坦蕩蕩的君子，一心為國為民，「可是百年來有些人一手遮天想把歷史永遠顛倒」，她強調並非吹捧楊、謝，只要還他們在歷史中的真面目：「百年前的香港反清革命，是香港人帶頭的而不是其他人。」

二零零三年，謝愛明經香港長實集團董事洪小蓮介紹，與曾任長實主席李嘉誠中文秘書的楊興安認識，兩位革命家族後人一見如故。零八年謝愛明與楊興安聯袂到心安寺尋找楊秀霞的墓地，住持釋演慧一路陪同。謝愛明憶述：「可惜文革時心安寺遭紅衛兵燒、砸，住持事前已去查實觀願的墓地，帶我們去時只見到一堆亂草，看後心裏很不是滋味。」

零九年謝愛明和家人專程到台灣忠烈祠拜祭了楊衢雲，她説：「雖然就一塊木牌寫上名字，但也算開國烈士中的一分子，而香港、大陸連這個都沒有，很遺憾！」

馬家豪：位於香港青山的紅樓與革命淵源

紅樓是興中會根據地，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年久失修。

位於香港屯門的青山紅樓，是當年孫中山推動革命的秘密基地。紅樓在二十世紀初建成，是一座兩層高的紅磚屋。紅樓擁有人香港商人李紀堂在往日本的輪船上認識孫中山並加入了興中會，其後把紅樓及毗鄰的青山農場捐給興中會使用。紅樓與青山農場位置偏遠而隱蔽，對外交通不便，卻能種植蔬果及飼養牲畜而自給自足，於是成為了興中會革命事業的籌劃地、儲存軍械糧餉的最佳場所。據稱，孫中山與黃興還特意在紅樓旁邊種植三株桄榔樹，取其只有「一條心」之意。但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則質疑，孫當時正身處海外，因而從未駐足紅樓。相傳惠州庚子起義、廣州黃花崗之役就是由有志之士在紅樓籌劃，屹立不倒的紅樓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重大見證。

六十年代，香港的親中華民國人士籌集款項，把紅樓與附近地區建為「中山公園」，並豎立「孫逸仙博士紀念碑」及其半身銅像。到九十年代，港英政府在愛國人士壓力下，決定進一步把當地發展成為歷史主題公園以加強維護工作，計劃後來無疾而終。零九年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定義紅樓為一級歷史建築物，但由於紅樓未被列為法定古蹟，處於政府管理範圍之外，其荒廢、失修已到達令人關注及惋惜的程度。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紅樓作為香港少數能長期公開展示中華民國國旗的地方，在親中華民國人士的心中依然具有標誌性意義。每年元旦及雙十節，紅樓都會有升旗儀式，台灣駐港人員、相關民間機構及親中華民國人士都會齊集高唱中華民國國歌，以紀念孫中山及其革命壯舉。

—《亞洲周刊》二十五卷 二十一期［即 2011年5月29日］